什么是镶嵌玻璃

[6]当然，理论上的全球治理的概念，无论是罗西瑙原型理论还是全球治理委员会规范的治理内涵，都是一种宽泛的定义，也就是说，对全球治理的这样一种宽泛理解可能既包括那些在全球层面有着严格规范的议题，也包括在国际和跨境层面上缺乏明确规则的议题。

二是对顾案涉案不法官员，公开追究其法律责任。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只巨大的黑手也向他袭来。

五是金融诈骗罪六是欺行霸市之类的黑社会行为罪。他们不仅不敢得罪政府和官员，而且还要与政府和官员搞好关系。因此，借助于顾雏军案，我们提出五点建议。因此，企业家才能不仅有谁能够具备和发挥出来的问题，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企业家才能能否自由得到发挥，或者说能否存在一种对企业家才能的自由发挥没有施加制度和法律限制的社会状态和社会环境。有鉴于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这些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就是没有信心，没有安全感，对未来的预期看淡，因而千方百计地把资产放到国外，把家人送到国外，很多人也都持有外国护照，甚至绿卡。

其次，企业家拥有调整和改变自己行为的信息和知识。在这样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管辖下，企业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经营活动，往往采取一系列适应性行为，因而，其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扭曲和变形，其效果也颇有戏剧性。总之，目前社会对收入分配领域不公平的愤怒，固然有客观因素，但混杂着浓重的主观情绪。

由此，迫切需要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再加以仔细分梳，即便无法达成共识，但也有益于知道未来需要弥合的歧见所在。在社会管理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协调全社会利益关系又是当前优先考虑。最后，导致政府职能异化：从省长、市长到县长、乡长，都成了董事长。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围绕某一目标，一项一项地渐进出台改革方案，越到后来，预期上给反对者压力越来越大，而时间上也给了反对者充分酝酿并采取行动的机会，所以很可能导致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并最终终止改革。

在社会财富极大涌现、全社会中高收入者生活总体都比较丰裕的时候，低收入群体生活却仍旧十分困难，他们中少部分人甚至连基本的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都无法获得保障，这种反差太过鲜明。实际上，自1990年代中期始，中国国有部门中已经有大量企业民营化。

同时中央从2012年9月起将个税起征点提到3500元。在一般情况下，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不可能组成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裹挟了分税制背景下急于充实本级钱袋子的地方政府，要挟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不少被他们寻租了的大官要员，收买了很多媒体和知识人尤其是经济学家把持公共政策讨论。民营化后一些企业效率的确有提高，但民营化过程中同样出现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民营化后企业高管与员工收入差距急剧拉大。

而如果把所有方案打包一揽子推出，根本不会给反对者以感受压力和采取行动的时间，因而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阻力，使改革得以推进。每年都有几十次全国性大罢工。在1935年，为阻止一项限制企业权力的法案通过，一些资本家联合起来向国会发了25万封信和电报，并组织一项流言活动，说罗斯福是疯子。从一般理论看，与农业时代劳动力是最重要生产要素不同的是，现代工商业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于资本投资。

但另一方面，这种与大多数百姓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国企却继续占有国家大量资源，获得高额利润。在奥尔森之前，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观念是，如某些个人之间共同利益足够大，同时他们均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会自然团结起来为其共同或集团利益而奋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衡量社会公平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即收入分配结果是否符合应得原则，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这是尽管收入差距可能在缩小，但老百姓对社会不公平的主观感受却更加强烈的最重要原因。

总结奥尔森和格罗斯曼观点的共同点，我们应该得出以下结论：既得利益集团，必定是少数强势者组成，必定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资源优势，必定为了本集团利益采取过与全社会利益相悖的集体行动。这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其前提必定是成功地运用选择性刺激和人数控制的方法克服了形成集体行动的两大障碍：人们普遍怀有的搭便车心理和理性的无知。他们呼吁政府要承担起新的责任，建立起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规范性结构，以便在大资本与原本处于弱势的工人之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但分配差距激剧拉大，恰是在劳动力与土地市场化、定价权几乎完全由资方来确定之后的事。35年后的今天，对收入分配这项事关中国未来的大改革，阻碍最大的已不是旧观念，而是既得利益—这恰与35年前相反。知识集团则垄断着文化、讲台、媒体等方面的资源，在多元化利益的背景下可以依附于权力与资本集团。

有意思的是，美国进步时代也是一个由平等主义思想启蒙推动的进步时代。即收入差距程度不至于过大，且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所谓罗宾汉悖论，本意指：越需要英雄好汉出来主持公道的地方，英雄好汉越不会出现。实际上，改革首先要打击既得利益集团的主张，落实在政策层面，就是把抑制过高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放在更优先位置。

参见Lindert,P.H.(1996), WhatLimits Social Spend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3:1-36 [6] 参见［日］大前研一:《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世界银行对于如何突出既得利益者重围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思路。

这种集体行动的结果，会导致林德特(P.H.Lindert)发现的所谓罗宾汉悖论（Robin Hood Paradox on inequality）[5]：在面向贫困人口再分配越是需要得到保障的地方，政府反而因富有阶层操纵舆论影响而越无法实施这种再分配。特别是近些年来，执政者对建设公平社会不断提出新观点，做出新承诺，更是激发起人们对于早日实现公平分配的愿望，也客观上降低了社会大众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容忍程度。但依笔者之见，如果没有一场旨在约束市场和资本的社会保护运动，《意见》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且即使落实了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问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即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团，而把中心关切指向经济增长。

但即使如此，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加，政府必须要转变职能重点。比如，利用社会舆论的压力，使个别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但社会分红却很少的行业中高管，淡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决策过程。

把保底和提低放在优先位置是非常必要的。在当下中国，包括地方政府与中央各部门在内的权力集团不仅拥有政治权力，还因为拥有财政权和审批权因而拥有相当大的经济权力。

经济学家阿西姆格鲁(D.Acemoglu)和罗宾斯(J.A.Robinson)等，曾经专门研究过收入不平等、话语权的不平等和政府再分配之间关系。但为什么除了在指责垄断性国有企业是既得利益集团这一点上舆论一律之外，为何对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各方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因为在资本操纵下话语权的不平等。

此前，政府领导人曾承诺该意见将于2012年年底出台。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各级政府对跨国资本投资的渴求，使得跨国资本随时都可以退出相要挟具有单方面的强势地位，并反过来以此强势地位影响政府决策。改革的目标并不是均贫，而应该是共富。为了顺利推进改革，最大限度克服改革中可能遇到的阻力，整个中国改革的思路就是在存量不动的情况下，先在增量上做文章，或者说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思路。

最后，优先保底和提低也更符合收入分配改革的最终目标。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大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与市场体制改革中必须积极作为，这决定了各级政府角色必然有区别于发达国家政府定位。

那么，不民营化，是否可以通过提高现在的国有企业利润分红比例解决公平问题呢？当然可以。政府掌握着用以进行再分配的资源及政策，都受到来自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

奥尔森系统分析了利益集团形成及其内部运作，其突出贡献是分析了利益集团存在的条件。其结果不仅不能缓解社会不公平感，反而强化了社会公众负面情绪。